鲁迅曾经论述过真正的猛士，他写道：“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”他是文艺界的战士，用笔做投和匕首，和反动做抗争，还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。文艺界的人士都应该成为战士，而不应该成为制造无聊文字的无聊文人。

巴金在《做一个战士》中写道：“对于战士，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。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，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。”他在上世纪30年代，进入文坛不久，就已经有了大量的优秀作品，赢得群众的喜爱。他在《电椅集》代序中写道：“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，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。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，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。”他的作品中有从黑暗中的深渊走出来的喜悦，有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喜悦，有新旧对比的巨大反差。可以说他是文艺界的战士，要真实地还原现实生活，要给人们展现生活的横断面，而不是逃避现实，更不是一味。他在《灭亡》中发泄了自己的感情，倾吐了自己的爱憎。在怀念亡友的文章中，巴金不只是寄托哀思，忆念往昔情谊，而是常常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鸣不平，从而使文章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。他的《随想录》堪称真话集，说了发自心底的话，感人肺腑，发人深思，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强烈共鸣。《怀念萧珊》中，巴金以细腻的笔触，抒发了压抑已久的对于亡妻的真挚的感情和悼念，甚至认为妻子萧珊替自己挡了灾难，而他当时却有一些懦弱，甚至什么都不能做。在《纪念雪峰》一文中，他写道：“一直到现在，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。”能够像他这样说真话的人并不多见，甚至很多作家纷纷转向，转而写歌颂社会新发展的文学，而不再像巴金那样说真话了。

鲁迅是文艺界的战士，曾经以犀利的笔触分析社会现实，不仅讽刺当局，而且要剖析人性，要揭示国民的劣根性，直到死他都一个不放过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私敌。鲁迅死后，能够讲真话的作家着实不多，巴金继承了他的遗志，其他的作家也想写真话，但并不一定发自肺腑。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的“三家村”被批判，似乎他们写杂文是不合时宜的，起码讽刺了一些社会现象，而这种讽刺是不被当时的意识形态容纳的，或者说不被统治阶级喜欢。鲁迅的精神似乎在他们被批判后变得暗淡了，虽然鲁迅的书可以读，但模仿鲁迅写文章的人日渐稀少，能够像巴金那样说真话的人更不多。似乎拨乱反正以后，作家们就要向前看，而不能总是回顾惨痛的历史，更不能老是反思，不然就算是不合时宜。巴金老人死后有一个遗愿，就是要建立博物馆，让后代人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，而不能悄无声息地过去，也不能让那些被批斗致死的无辜的人白白死掉。可是到现在，这样的博物馆仍然没有建立，似乎没人愿意提了，不提了，就是不存在了。就像是雾霾一样，在报刊上不提了，就算消除了，环境一片大好。

文艺界的战士是捉虫子的人，要善于发现社会这棵大树上的虫子，就像啄木鸟一样，敲敲树干，知道哪棵树上有了虫子，就会钻透树干，捉出虫子来，而不是做枝繁叶茂的树间歌唱的黄鹂。倘若啄木鸟全都变成了黄鹂，那么大树就有可能被虫子蛀空，很可能会轰然倒塌。可是人们还是喜欢黄鹂鸟的叫声，并不喜欢听啄木鸟敲击树干的梆梆声。人们总是容易被社会意识形态，容易跟着统治阶级倡导的思想往前走，却往往忽视了历史真实的影响力，忽略了以前的经验教训。如果一个民族不敢承认错误，没有鲁迅那种彻底批判的勇气，那么这个民族不管多么富有，始终都是没有多大出息的。文艺界的战士应该时刻盯紧社会发展的方向，应该看到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，看到人性的蜕变。社会中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，有阶级的肆意妄为，有医疗和教育产业化运作的问题，有权钱色交易的问题，有道德滑坡的问题，有年轻人不结婚、不生孩子的问题，有孩子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却不知道努力奋斗的问题，还有差距过大的问题等等。问题非常多，只不过很多人善于掩盖罢了，尤其是一些地方喜欢“捂盖子”，喜欢“捂”住那些坏的信息，不让其扩散————在宣传方面，只要不承认就算是没有。

就好像一个到风月场所去消费，褪下裤子就认，提上裤子就不认，甚愿者不付费就走。文艺界的创作者应该发现这种现象，应该用讽刺的笔法来揭露社会现实，应该让读者看到社会的真实，而不应该像新闻媒体一样，只报道国内的好事和外国的坏事，却没有报道国内的坏事和外国的好事。文艺不是让人醉生梦死的东西，应该是让人清醒和智慧的东西，让人看到社会发展的真实，而不是虚假的涂脂抹粉的繁荣。现在一些写杂文的人不能被称为作家，因为他们没有写小说。写小说的人出名了，才会成为作家。因为小说可以被资本运作，可以拍成电影或电视剧，可以出口海外赚钱，却往往不具备太深刻的思想锋芒。并不是说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不具备思想锋芒，而是很多作家写坏了，并不想讽刺什么，也不想批判什么，而只是一味迎合读者，要提升点击率，进而圈钱，甚至利用自身的名气来圈钱，而作品却乏善可陈。真正的作家应该写出带有讽刺和批判锋芒的作品，而不能只是，或者只是写繁华景象，写猎奇的东西，却不具备探索人性深度的能力，就更别提像鲁迅那样揭示国民劣根性了。

搞文艺的人应该成为战士，要始终用笔来解剖社会和人性，而不能成为养尊处优的人物，也不能拿文艺当成赚钱的工具，更不能被权力系统胁迫，被资本收买，而是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，还要勇于承认错误，勇于剖析自身。还是伟人说的对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人才能进步。文艺界的战士就是这样，始终目光如炬，不放过自己和别人以及社会的毛病，写出颇具思想锋芒的作品，宁可做牺牲的战士，而不要做嗡嗡叫的苍蝇。